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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商時報【主筆室】

上周傳出國際貨幣基金（IMF）以人民幣未達「自由兌換」的標準為由，將其納入「特別提款權」（SDR）的時程，由今年11月延到明年9月30日，此消息意味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明顯受阻。樂觀派的市場分析師認為，此舉暗示IMF同意將人民幣納入SDR，只是將生效時間略為延後9個月罷了；但務實派的專家學者表示，中國人行為了避免匯率波動傷及市場信心，自7月7日起一個月，刻意讓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波動幅度不到1％，之後又為了救經濟等考量，引導人民幣中間價在昨天單日貶值接近2％。這種難以克制對外匯市場下指導棋的作法，凸顯人民幣市場化雖是既定政策，卻總得讓路給政治目的先行。

從歷史經驗看來，過去20年中國以世界工廠之姿，輸出產品至國際，累積大量外匯存底，經濟規模持續擴張，將其推上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。就2014年中國GDP占全球總量的13％、高達3.84兆美元的外匯存底，以及2013年中國對外投資規模及存量達到1,010億（全球第3大）、6,136億美元（全球第11位）等情形看來，與19世紀中葉英國藉由工業革命催生出龐大的生產力、20世紀上半期美國善用二戰後的強大工業優勢，向全世界大量輸出產品，並以此賺得的巨大貿易順差，進行全球投資布局，攫取重要經濟戰略地位，進而成為國際強勢貨幣先例的路徑，何其相似。

然而，一國經濟實力與龐大的貿易順差，只是邁向準備貨幣的必要條件之一，未必就能讓該國貨幣登上全球貨幣霸主寶座。1980年代日本在經濟鼎盛時期，沒有積極形塑一個以日本為中心的全球或區域經濟秩序，1985年又被迫簽定廣場協議，導致出口遭受沉痛打擊，經濟情勢陷入長期泥淖，終使日圓與頂尖強勢貨幣之位擦身而過，且再難重見。換言之，在中國貿易對全球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後，若無法以人民幣作為計價和結算基礎，無異讓其海外資產處於風險之中，重蹈當年匯率波動導致日本海外投資產生巨額損失的覆轍。

因此，中國趁著全球金融海嘯所帶來的機會，開始利用其經濟力量，改變全球與區域經濟秩序，亦即推動人民幣國際化。2010年開始實施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，僅短短4年，中國出口貿易採用人民幣結算比例便超過15％。而2015年初帶頭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、出資400億美元設立絲路基金，以及「一帶一路」戰略，皆是人民幣邁向準備貨幣的鋪路石，在在顯示出其於全球金融與經濟市場的影響力，已從量變轉向質變。

由目前的發展可看出，比起1980年代的日本，當前的中國更有機會躍居為全球準備貨幣之林。只是，任何一個準備貨幣都必須要滿足商品計價標準、結算支付工具、交易流通媒介及價值儲藏手段等四個標準。憑藉著中國的經濟規模及以其為中心的區域經濟新秩序，人民幣已具備前三者的功能。但對全球各地的使用者來說，中國仍讓人難以完全信賴。特別是今年7月陸股暴跌後，中國政府大開市場倒車的救市措施，以及近一個半月以來，為了政治目的粗糙地干預匯率波動，都重傷了人民幣作為價值儲藏的功能性。

再加上1944年美國之所以能透過布列敦森林（Bretton Woods）會議，確立美元為新的國際貨幣體系中心，除了自身強大的經濟實力之外，某個程度尚有英國基於兩國同屬資本主義體制、國際政治秩序需仰賴美國維持的考量而讓賢。如今，依附於「中國式資本主義」運作的人民幣，縱使能透過亞投行及絲路基金向國際輸誠，卻仍難說服美國讓出部份權力，更遑論國際準備貨幣的結算系統，需要該國核發金融機構證照才能運轉。至於美國以北韓、伊朗違反核武擴散的「普世價值」，在經濟制裁期間將兩國排除於美元世界之外，尚可獲得全球絕大多數國家的認同，未來若中國逕自將支持西藏獨立的國家，排除在人民幣結算系統之外時，是否也能被國際接受，則有不小的疑慮。

不過，從英國等西方國家不顧美國反對，紛紛加入亞投行的情勢可看出，全球對當前國際準備貨幣為美元本位的主導模式，已出現信心動搖的跡象，寄望走向美元與人民幣、歐元等貨幣並進的多極狀態，以解決本世紀前10年全球經濟失衡的問題，使世界金融與經濟秩序得以更穩定。可惜的是，6、7月中國股災及人民幣從平穩走向巨貶的異象，似乎讓市場化的進程停下腳步，甚至使人民幣納入SDR產生些許雜音。倘若中國政府將過去一個多月對匯率干預，奉為歷史上的特例，接續如期且積極地推動市場化進程，則人民幣邁向準備貨幣之路只是被稍稍推遲而已。要是仍將介入外匯市場視為常態，則各國對大陸金融市場的信心，必將逐漸流失，導致人民幣不再具備價值儲藏的功能，其轉化成準備貨幣的夢，就愈推愈遠了。



新聞來源https://tw.news.yahoo.com/社論-挑戰美元之前-大陸得先改頭換面-215008333--finance.html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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